即对不同方案进行价值比较

       古往今来, 谋士即" 智囊团" 在领导决策中的作用从来不可低估, 比尔盖茨的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作为世界的首富、微软的总裁不知赢得了多少人敬慕的目光, 可是他却说" 没有保罗艾伦" 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功。保罗艾伦何许人也? 他就是盖茨身边" 智囊团" 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由此可见" 智囊团" 的作用非同小可, 那具体说来, " 智囊团" 都有哪些作用呢?

       对决策组织机构的影响

       一般而言, 组织级别越高、决策目标越多, 对智囊团的依赖就越大, 在企业组织内, 从6 0 年代起,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首先建立起顾问评议会等智囊机构。通用汽车公司在2 0 世纪6 0 年代就有工程、销售、研究、人士和公共关系等九个政策小组。到1 9 7 1 年, 则建立了智囊团, 这种智囊团的成员已经从专门的技术圈子里跳出来, 从事企业发展政策等问题的研究, 为企业最高领导者提供决策方案。在行政组织内, 行政权力的集中使得行政决策影响越来越大, 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各个领域。政府首脑的决策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兴衰, 这就要求智囊团在规模和专业化程度上都要高于企业中的智囊团。这些智囊团对政府中业务部门提出的政策方案进行评价和修改。在行政组织里, 并不是每个层次都需要建立一定规模的智囊团。智囊团与组织层次是有一定联系的, 组织级别越高, 决策的目标就越多, 也就越需要智囊团的帮助。

       对决策类型的影响

       决策类型主要指的是按决策目标划分的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 智囊团的主要作用是在非程序化决策方面。具体说来其作用主要体现在规划性决策和战略性决策上。政策方案设计的核心是它的预见性和创新性, 就是面向未来, 把发展中的新的因素考虑进去。它需要有一种超越现有组织结构的能力。

       对决策程序的影响

       领导的决策活动是按一定的程序进行的, 领导的科学决策程序一般分为四个阶段, 即建立目标、拟订方案、选择方案和执行方案, 在这四个阶段中, 每一阶段都需要智囊团的力量。

       从目标的系统分析到方案备选、拟订, 是智囊团起作用的关键阶段。智囊团拟订方案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对业务部门提出的政策建议进行分析、评价, 看它的利弊如何, 效益大小, 根据这些分析把政策建议落实为可以实施的具体方案。

       拟订方案还有另一种形式就是直接进行方案设计。如果智囊团规模较大, 决策内容比较复杂, 一般在智囊团内成立专题小组或委员会, 指定一些专家搜集有关背景材料, 进行专门调查, 掌握必要的信息和情报。在小组或委员会内经过研究后形成共同观点, 起草研究报告。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尽可能地运用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 如建立数学模型和用电子计算机求解等。

       除了拟订方案外, 智囊团还要担付起抉择方案的任务, 即对不同方案进行价值比较。这种价值判断不是代替领导人下决定, 而是帮助决策者提高对决策后果的认识, 一旦领导人下定决心做出选择后, 智囊团还要考虑决策的应变措施, 事先不准备好应变方案是很危险的。

       智囊团对领导决策活动的上述作用和意义是领导者在做决策时依靠智囊团力量的主要原因。此外领导者本身的脑力、能力、精力的限制和现代社会条件的发展也是领导者" 引智" 的原因。商品生产者的竞争, 虽然是其经济实力的竞争, 但更是智力水平的竞争。在企业界, 经济实力弱的企业战胜经济实力强的企业不乏其例, 究其原因, 关键是智力上的差异。在当今, 谁拥有第一流的人才, 谁就有高质量的产品, 谁就能做出高人一筹的决策, 这样, 就顺应了市场变化, 从而保证经营成功。

       令人嫌恶的不稳定的混合物

       在天文学领域, 为证明创世主信仰的绝对性, 传教士还向日本人讲授宇宙构造及天体运动等天文学知识。正如沙忽略在给友人的信中所说, 在此之前, " 日本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 也不知何为太阳轨道。他们对流星、闪电、雨雪等自然现象提出了种种疑问。由于我们作出了满意的说明, 固而得到他们的信赖" , 传教士为获日本人的信任, 除把天文学知识纳入一般学校的教学内容之外, 还在京都专门开设了一所被称为" 柏拉图学院" 的机构, 专授数学和天文学。传教士通过天文学知识的普及活动, 把日本人的视野扩大到宇宙, 并逐渐发展成日本科学的主流之一。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伴随着天主教的传播, 西方文化的早期传入, 使日本人不仅初步接触和了解了西方文明, 其意义还在于大大扩大了日本人的眼界, 并使其世界观亦随之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 为日本的民族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

       然而, 正如汤因比所说:" 西方文明的第一次出现所引起的远东各民族在感情上的反响是十分复杂的, 它是一种既时髦, 又令人嫌恶的不稳定的混合物, 并且在第一次冲突中, 嫌恶的感情最终占了上风。" 随着天主教文化在日本的日益传播和天主教徒人数的日益扩大, 使日本封建统治阶级十分恐惧, 正如当时在日本的传教士弗洛伊斯所描述, 丰臣秀吉认为:" 予以为彼等( 传教士) 酷似一向宗, 且知识广博, 并以此获取贵族名士之皈依, 其相互间凝聚无间甚于一向宗。彼等企图以不轨之手段占据诸国( 大名领地) , 以至征服日本。予当惩罚其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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