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变成了一种畸形的非人性的东西
在中国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 人民的财产都可以被朝廷或官府征用以至没收, 换言之, 财产权利没有任何正式的保障。而财产权正是个人社会权利和社会尊严的一大基础。财产权利的缺失自然会扩展为人身权利的缺失, 上至廷臣下至农民的财产和人身权利都可能被无端剥夺而毫无保障, 而这绝不仅仅是宋明时代极度强化专制皇权后的现象, 因为即使在号称盛世的唐代, 武周宫中的酷刑也并非没有李唐时代的背景, 杜甫笔下的恶吏也绝对不是那个社会的偶然。由于国家对臣民的财产和人身都拥有最高支配权, 连" 占有土地的农民" ( 中国人所谓" 地主" ) 也不过是统治者的" 实际上的财产, 也就是奴隶而已。" 这正是中国古代所谓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而" 臣" 的本义就是奴隶, 奴隶是毫无权利和尊严的。
周公创立的制度从最初起就赋予了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以宗教、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排他性特权。这种特权在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即秦代被强化到残酷的程度。这实际上意味着人的尊严之丧失和扭曲- - - 对于除了那" 一个人" 之外的全国人民来说是丧失, 因为这种制度让他们承认：他们不是" 天子" , 他们的地位在一个称为" 天子" 的人之下, 天生的权利当然比那个人要少得多, 他们的财产( 在那个时代主要是土地) 是那个人所赋予的( 即使王公的土地也是他" 分封" 的) , 犹如儿女要服从父亲一样, 他们必须绝对服从那个人, 等等, 而这种制度在上千年生活中的延续和加强, 使这种丧失逐渐变成了有意识的伦理习惯甚至无意识的风俗习惯; 对于除了全国人民以外的那" 一个人" 来说是扭曲, 他既然在宗教上、社会上、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处于同任何他人不同的地位, 都处于同任何他人无法平等交往的状态, 他的尊严也就被拔高到了超乎" 人的尊严" 或" 人性尊严" 之上, 而变成了一种畸形的非人性的东西, 由于他无从将自己看成普通人而他同时又确实不是神, 所以他的人性尊严实际就遭到了极大的扭曲。如果说在一个新皇朝初建之时, 皇帝还会因为过去的记忆而保留着部分清醒而正常的自我认识, 那么在皇朝巩固之后的皇帝, 就会因为生活或生长在这种制度下而难以产生这种认识了。这正是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中国皇帝在精神上处于扭曲病态的制度性原因。
由于财产权的存在, 拥有财产的西方人也就分有了部分的政治权利, 至少是大大地限制了统治者的特权。这种限制既涉及经济权力也涉及政治权力, 这表现在这两种权力的主要表征, 即征收贡赋的权力或征税权, 以及征召军队的权力或征兵权上。君主在这两方面受到的制约, 实际上构成了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历史基础, 意义之重大, 已成为历史的常识。
饮食适量能健旺脾胃功能
节制饮食的量即是定量, 进食饥饱要适中, 不能过饱, 也不能过饥。人体对饮食物的消化吸收功能, 是由脾胃来完成, 饮食适量, 脾胃功能得以健旺, 消化、吸收功能正常, 化生气血等营养物质充足, 以保障脏腑组织器官营养物质的供应。过饥、过饱, 都对人体健康不利。过饥, 则机体营养的来源不足, 消耗大于补充, 会使机体逐渐衰弱, 影响健康。过饱, 加重脾胃的负担, 食物停滞在胃肠, 不能及时转化为精微物质, 以疏布周身, 同时也因脾胃承受过重, 损伤脾胃。
《千金要方养性序》中说：" 不欲极饥而食, 食不可过饱; 不欲极渴而饮, 饮不可过多。饱食过多, 则结积聚, 渴饮过多, 则成痰澼" , 可见人在大饥大渴之时极易暴饮暴食。所以即使在饥渴难耐之时, 也应缓缓进食, 避免损伤脾胃。饮食的定量, 对于老年人来说应适当减少, 因为老年人的基础需要量和活动需要量都有所减少, 多食会增加体重, 使人肥胖, 从而患高血压、冠心病等。
节制进食的时间, 即是定时, 进餐要有较为固定的时间。有规律的定时进餐, 可以保证消化、吸收功能有节奏地进行, 脾胃可协调配合, 有弛有张, 饮食物也可在体内有条不紊地被消化吸收。我国传统的进食方法是一日三餐, 若能按时进餐,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消化功能健旺, 于身体有较大的益处。但进餐时, 时间和次数可因人而宜, 老年人脾胃虚弱, 可少食多餐, 以利于消化吸收。正如《千金要方》中说：" 尊老之人, 不能顿饱, 但频频与食, 使脾胃易化, 谷气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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