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则包含了太多的困惑与无奈
生活中有许多人抱着" 有事有人, 无事无人" 的态度, 把朋友当作受伤后的拐杖, 复原后就扔掉。此类人大多会被抛弃, 没人愿意再给他帮忙; 他去施恩, 大概也没人愿意领受他
的情。
某君便有一个这样的朋友, 是很好的例子:" 我有一个高中三年同学, 而且是十分要好的朋友。我们进入了同一所大学, 刚开学, 她就主动地当了班级干部。有人说:地位高了, 人就会变。自从她上任后, 见到我, 有时干脆装做没看见, 日子久了, 我们就疏远了。但她有时也突然向我寻求帮助。出于朋友一场, 我总是尽心尽力地做我所能。可事后, 她老毛病又犯了, 我有种被利用的感觉, 却无奈于心太软。就这样她大事小事都找我, 其他朋友劝我放弃这份友情, 这种人不值得交。当我下决心与她分开时, 她伤心地流下泪, 她除了我竟没有一个朋友。"
周恩来在人际交往中就很有人情味。长征途中, 当时任民运部部长兼政委的杨立三, 坚持亲自给重病的周恩来抬担架, 他和同志们在饥寒交加中, 抬着周恩来走出沼泽泥潭的草地后就累病了。1 9 年后, 杨立三去世, 身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 坚持要亲自给他抬棺送葬。
1 9 3 7 年6 月, 周恩来在崂山遇险, 护卫他的十多名警卫战士光荣牺牲。事后, 周恩来和另外三个虎口脱险的同志合影留念, 周恩来在照片背后写上" 崂山遇险, 仅余四人" 。这张
照片一直珍藏在他贴身的衬衣口袋里, 直至病逝才被人发现。" 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这就是周恩来的人格魅力。难怪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 围绕安卧在鲜花丛中的周恩来的遗体, 群众的泪水把地毯洒湿了一米多宽的一圈。
毋庸置疑, 在某些" 实用型" 人物的眼中, 所谓的" 人情" 便是你送我一包烟, 我给你几块钱, 就像借债还钱, 概不赊欠。这种一次性的交际行为看似洒脱, 实则包含了太多的困惑与无奈。诚然, 受助者也许在短时间内不愿再次开口求助, 而实施援助行为的一方其实也没有必要固守" 事不过三" 的古训, 当人家确实有困难而无能为力的时候, 尽管你已经帮助过他, 尽管他不好向你开口, 但作为知情者, 你不应无动于衷, 而不妨再次主动伸出援助之手。事实上这种" 后继有人" 的交际行为能够赢得更大的" 人情效应" , 即使受助者一时无力给你回报, 但你的行为风范, 你的崇高秉性, 已被更多的人所知晓。
日本人学习等级制思想最早的场所
在日本, 由辈分、性别和年龄的关系而造成了极大的特权。但是, 与其说这些爱行使特权的人是独断专制, 倒不如说他们是受整个价值体系的影响。一般父亲或长兄要对全体家庭成员负责, 包括活着的、去世的, 以及将要出生的。不过, 他的权力不是无限的。他的行动必须对全家的荣誉负责。他必须使儿子及弟兄们能牢记家族的遗产, 包括精神遗产和物质遗产, 并要求他们配得上它们。即使是一个农民, 他也要祈求祖先能够保佑他的崇高事业。他的阶级地位越高, 他对家族承担的义务越多。家族的责任和使命往往是要高于个人自己的要求的。
家庭是日本人学习等级制思想最早的场所, 人们通过家庭的学习把自己对等级制思想的认识固定下来, 并为以后的政治、经济活动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日本, 不论这个人在一个团队中是否真正具有支配权力, 只要他的位置在既存的" 等级体制" 中高于自己的位置, 那么人们就要对这个人表示" 服从" 和" 尊敬" 。即使是夫妻之间或兄弟之间, 在正式场合, 妻子和弟弟都不能对丈夫或兄长怠慢无礼。这种由等级制思想所规范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会因某个有能力的人的出现就消失, 尽管这个人可以在幕后控制、引导事态的发展; 同样, 等级制规定的各种礼节仪式也不会为了迎合眼前当权者而有所改变。日本人在与家人交往的过程中懂得:要果敢地做出一项决定, 其最令人信服的理由无非是向众人表明这么做可以维护家族的荣誉。虽然日本人在家庭中很少使用暴力, 但人们并不因此就不尊重、不服从家长的要求, 也不会因此就冒犯身份地位比较高的人, 同样, 家庭中做主的也并非都是些强硬的人。但每个家庭中的等级思想、行为规范总是可以很好地延续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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