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这种发自内心的感情
美国管理学者罗莎琳德杰弗里斯说：" 如果员工认为公司真的关心他们, 并且体现在日常工作中, 那么员工就会乐于接受有益于公司发展的一切方案。"
一个企业中洋溢一种相互间热情诚心, 诚挚待人的气氛, 那么结果便是, 所有的成员都是和睦的, 它们将更加热爱企业, 更加乐意为企业效劳。
誉满全球的" 经营之神" 松下幸之助, 其一生能使松下公司从街道小厂发展到跨国大企业, 在情感激励方面的确有其独到的创见。例如他曾对公司领导提出要求：社长必须兼任为员工倒茶的工作。在工作单位, 上级为下级端茶, 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松下幸之助做到了这一点。端杯茶就其行为本身而言是相当简单的, 它虽然是一种微不足道的体贴与关心, 但这种潜意识的沟通却能促进蕴藏于员工心灵深处巨大潜能的释放。善于" 端茶" 的管理者, 容易与员工形成轻松、亲密的人际关系, 在精神上为员工提供愉悦的工作环境, 从而让他们深切地体会到" 企业爱我" 而激发起" 我爱企业" 之情。只有这种发自内心的感情, 才能真正使员工敬业、乐业地从事创造工作, 并时刻为企业着想, 甚至甘愿为企业而牺牲个人利益, 从而形成巨大的凝聚力和团结向上的工作氛围, 以此推动企业不断发展。
在心态激励中, 管理者要有热心和诚心, 要带有亲切感。其实管理者与员工在心理上是紧密相连的。你出言不逊, 他会怒目而视; 你不冷不热, 他就若即若离。这就需要管理者要对下属充满热情, 以情感人, 用深厚的、亲切的" 情" 与员工进行感情交流, 只有这样才会打开员工的心扉, 得到同情、理解和支持, 犹如春风化雨, " 润物细无声" 。
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困窘
有一些文化人, 对现阶段中国是否存在一个作为现代工业社会产物的大众文化, 是存有怀疑的。大众文化的概念在中国, 它的指涉的确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文化事实和似是而非的社会现象。
大众文化一般被认为是西方现代工业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的产物, 所以在一些人看来, 正在经历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社会, 还不具备产生大众文化的现实基础和条件。更由于中国社会的超稳态结构以及强势政治意识形态, 以及与后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文化间的不可弥合的异质性结构差异, 决定了大众文化与当代中国无缘。而另一方面, 处于历史转型期的中国社会, 正经历着同西方社会一样的由新技术革命所推动的社会现代化运动, 所以在逻辑上又不能不生产出同社会现代化进程结伴而行的大众文化来。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剧和现代中国社会的全面开放, 在同一个地球的不同地方发生的社会文化实践, 已经不可能不对中国产生深刻的作用和影响了。但大众文化有其持有的社会意识形态性, 同时还须有相应的社会批判理论和工具理性的支撑; 而这些在中国社会中还有待生成; 因此, 在中国大众文化的当代生成期中, 由于本位逻辑支撑实际上的缺失, 而不得不陷于解释的窘迫之中。
中国文化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 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方面的特征, 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现代生活方式及其精神取向, 中国文化与中国现代主义运动的特殊关系, 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以及未来走向等方面的问题, 并成了确定中国能否发展出大众文化的一些基本条件和前提。这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二律背反, 与西方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与作为中国大众文化母体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之间的相互排斥乃至相互敌对有关。
这并非现代化理论和大众文化理论本身所固有的知识悖论, 而是现实的社会意识形态工具理性解释体系, 同它的社会实践对应物之间的矛盾。而且即使大众文化的社会建构与社会现代化" 矛盾" 获得最终的解决或消除, 也不必然导致社会现代化与大众文化在意识形态批判和社会学理论上的矛盾或者悖论的解决或消除。因此我们可以将关于现代化与大众文化的悖论, 作为一种超越了传统意识形态批判和工具理性的解释学方法来对待。通过这个悖论, 我们可以更为明晰地判定社会现代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生态性关联。现代化与大众文化的悖论, 表明两种基本上不可调和观点的对立斗争和相互依存的关系, 并成为我们对现代社会条件下认识、理解大众文化所必要的价值尺度和解释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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